瘟疫和经济危机后各国政府如何振兴经济（下）

为何财政扩张和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应付经济危机？著名经济学家凯因斯主张政府应该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经济衰退，并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他强调大萧条的发生，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在短期内，这将严重影响产出。就算最终产出回到自然水平，过程也会相当缓慢且痛苦。他以「乘数」作为他理论的核心依据，用来解释为何公共支出会带来经济增长。相反，为何减少消费和投资，却会带来经济衰退。

当政府支出一笔钱作为挽救经济危机的方案，首先，这笔钱会流到消费者手中，然后，消费者会拿一部分钱去消费，令更多人受惠。之后，更多人再把得到的钱拿去消费，令更多人受惠。如此类推。因此，我们经常看到政府投入数千亿重金在公共开支和基础建设方面，发展有前景的产业以重振经济。

凯因斯还提出“流动性偏好”（人们宁可舍弃升息资产与利息，也要拥有货币）。这是为什么央行会连续降息，调降贴现率等。央行试图透过货币政策改变利率，进一步影响投资、汇率等变量，以改善“有效需求”问题。

举例，2009年为了对抗消费紧缩，台湾政府推出了振兴经济的消费券。台湾人每人可获发新台币3600元，面额有200元及500元两种。包含消费券防伪印刷等行政费用，共举债858亿元。台湾政府的三挺政策分别为「政府挺银行」、「银行挺企业」以及「企业挺员工」。保障存款的第一枪，属于政府挺银行；也放出优惠，增加银行对准时缴息与还款企业的放款，以换取企业减少裁员等。提供台湾在巨浪中平稳前行的力量。（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此外，2003年的沙士瘟疫经常被拿来和武汉肺炎做对比，因此，我们来回顾一下2003年沙士（SARS）瘟疫之后，香港政府如何采取不同的措施刺激“有效需求”。

沙士袭港前，香港虽然在1997年成功击退大鳄索罗斯等的连环袭击，但已经五劳七伤，楼价自1997年开始一直插水，2002年失业率更超过7%，6年的持续通缩和低实质增长，已经令香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沙士令香港经济雪上加霜。沙士是传染病，市民都选择留在家中躲避瘟疫，街上行人稀少，消费和服务业受到严重影响，2003年最初几个月，零售数字按年下跌了一成多，楼价持续下跌令负资产按揭数目增加，2003年第二、第三季的失业率都在8%之上。

2003年5月瘟疫过后，面对跌跌不休的房地产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包括停止卖地、暂停铁路土地招标、限建公屋、放宽租驻权管制等。因为息率偏低及银行对客户普遍持体谅的态度，有助客户改善财务状况，因此虽然贷款需求仍然疲弱，但工商企业及个人家庭受到沙士冲击而令资产质素恶化的情况受到抑制。政府的救市措施重拾了市民对香港未来楼市和经济前景的信心，楼价开始快速地重拾升轨，同时带动了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此外，香港与内地签署了CEPA，开放自由行，香港与内地大规模融合，大量的中国游客访港，提振了香港的旅游业和消费，为香港经济注入了活力。

【魔笛手技术开发社区】群友老田认为，如果凯恩斯有道理，比特币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因为比特币是对抗凯恩斯主义的现实手段。然而，虽然天灾有时候无可避免，但我们依然要谨记引发经济危机和金融海啸的始作俑者和及其成因，就是资本永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甚至不顾后果地加杠杆扩张，哪管他们死后洪水滔天，这就是比特币存在的理由，比特币赋予民众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恶性通胀侵蚀。

国家量化宽松挽救经济，通过银行发放贷款的同时，那些离钱最近的精英们可能会成为中介截流，或者放水的钱并没有到达最需要的企业和消费者手中。保守的银行家更偏向把钱投给他们认为风险可控的企业和个人，比如有抵押的房地产企业，令刺激经济和引导产业发展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Evan Liu认为，权力更喜欢凯恩斯。

最后，我们借用Evan Liu的观点作结：权力的解决方案总是中心化的控制而非分布式的自发自动，凯恩斯主义迎合了这种意识形态，权力自以为并宣称它是全知全能的，但在实际情况中，它不仅知道的很晚，它的能力也很有限，在遇到非预期突发事件（黑天鹅事件）时（比如次贷危机），它表面的强大和实质的脆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经济规律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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